君子坦荡荡，风度无双。君子不言小人之事，不屑鼠蚁同居。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士族门阀对等级制度的严控，清流人士对昏暗政治的口诛笔伐。但他们有更重要的独特之处，便是君子坦荡荡，不屑鼠蚁同居。
风度，是对他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在昏暗的大环境下，领导它的是一群寄情山水，不屑与士家大族同流合污的傲骨之人。对待魏晋风度，众人褒贬不一，一说其胆怯懦弱、逃避现实;一说其逸养风骨，傲世归隐。如此说来，我便是第二类人无疑了。我羡慕嵇康的猖狂，他修心不修性，或许在现在的人看来他是一个饮酒作乐，毫无志气之人。但最真实的一面恰好是最不想去看到的一面，看到的未必是真的，知晓的也未必是假的。若能够稍微了解一翻嵇康为人处世过后，变也就释然了。
嵇康一生有三大可敬之处，一者傲骨，二者重义，三者清淡。在他看来，是众人醉了，我却独醒。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见风使舵之人定然不少，如同钟会这等鄙陋小人是不入阮籍之眼的，他的风骨也正是那竹林七贤之魂。山涛是至交，或许令人费解的是为何他要写出《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世人读之都感到屈辱的文章，后嵇康之死便也就说明了不想好友度难的苦衷。寄乎山水之间，似酒仙半醉半醒，遗世而独立，若明珠蒙尘。况乎生死而不顾，皆有傲骨之长存。一曲《广陵散》道出的不仅仅是嵇康对世事无常的感怀，更是君子对生死看淡，不与污泥相并的气量。
若说阮籍等七贤是无奈寻欢，饮酒避世的豪放君子。那陶渊明便是失望于官场，愤恨与俗事的清淡君子，后人以菊称谓隐士，便是从陶渊明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渊明在辞官隐于乡村田园之后的写照，不求置于繁华闹市，只愿悠然自得，耕种于世俗之外，结伴在田野之间，这是一种平淡的生活。最为人称赞的不仅是他开辟了宁静平淡的隐士派生活，更重要的还有妇孺皆知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典故。君子做人坦荡，他本可以与世俗官僚同流合污，也可解无米之炊的困境。若他这般做了，便就不是陶渊明了。这就是君子之说，不为蝇头小利，不折刚毅之躯。
陶渊明，阮籍皆是隐世的文人墨客，他们归隐山林，饮酒自乐。在奸臣污吏当权祸国又无人敢声讨的环境下，也就淡忘了家恨国仇。西晋灭亡之后，国家衰败之时，一道黎明的曙光缓缓升起，又快速落下。他闻鸡起舞，心怀兴复之志，这便是祖逖。北伐之时，当船至中流，他眼望面前滚滚东去的江水，道出了：“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的恢宏誓言。
唐文学大师魏元忠曾对他发出:“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的高度评价。可惜君子有为，但时运不济，面对腐朽的东晋王朝，祖逖忧虑成疾，最终逝世于对国家内部派系纷争的愤恨之中。一代名将，就此凋零。他在闻鸡起舞之时，想到的是何以报国?想到的是救国于危难?不失为一代豪杰，当真是君子中的君子，他做到了坦荡，无愧于心。
故君子清淡，即使身无所长，但为人坦荡，方才称得上“人”这一字，若不随波逐流，恪守本心，方能称的起“才”之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