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9年，一个不寻常的年代。
到了中午，我自认一切还都称心如意。但是下课时间，当我坐在厕所内的一个小单间里方便时，我听见几个女生走了进来&;&;&;我估计她们有三个人。使我心灰意冷的是，我很快意识到，她们明显正在议论我，并且用最肆无忌惮的词语。她们争先恐后地对我品头论足，嘲笑我的头发，我的体重，我的鞋袜，我的穿着，我的嗓音，以及我的仪态举止。不知是谁发现了从同一厕所另一单间露出的我的鞋，“噢，上帝！她就在这里。”我听到一个女孩在低语，接着传来她们匆匆离去的声音。
我当时必须要面对的最为难的事是，在三双眼睛全神贯注的审视下，如何回到那间教室去。那时我不懂得那些女孩也许会有些后悔，我只是怀疑她们是否担心我会辨别出她们的声音，可我在学校的时间太短，还不能听得出。对我来说，在那间教室的每一个女生都是值得怀疑的，并且在厕所的几分钟已经告诫我那分明是“她们的”学校，我只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
在这个世界上，众多11岁的孩子碰到的事都是非常恶劣的，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述的，所以，我的故事看起来似乎不值一提。凡是踏入一所新学校的孩子，都可能有一种格格不入、落落寡欢的感觉，再加上孩提时代的那种童稚的惶恐不安，这些不尽人意的事都是不足为奇的。而仅有我遇到的这件事异乎寻常，因为它对我的感情上造成的影响成为一桩我负载多年的精神包袱。
我不得不在内心与自己展开激烈的斗争，拼命努力，不使自己的情绪失控，出于倔强和清高的秉性，我不想让我的敌人知道（她们已经成为我的敌人）她们对我的伤害有多深，她们激起了我万丈的怒火，当我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已为时太晚。试想如果当时我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大吼一声，冲出厕所，与那些女孩子正面交锋，这件事也许早就通过对骂的较量，眼泪的尽情抛洒而得到平息。
但我还不具备那种洞察力，也缺乏应付这种对抗局面的情感储备。相反，为了维护自己的心理防线，使之免受伤害，我虽然恼羞成怒，却也没有发作，我又回到了那间教室。在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用我的怒气来构筑一道坚硬无比、刀枪不入的心理防护层，用它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我的内心，守护着我的心灵。
我在大量的阅读材料中寻求慰藉，它使我过早地由天真趋向成熟，比起我的同班同学，这会使我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钟情于啤酒的狂饮和冲浪的潇洒，我开始写诗歌与小说，自愿为学校的文学刊物写稿，同时致力于钻研音乐，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在大大小小的管弦乐队中做演奏员。渐渐地，我被另外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所接纳，如果说我们是社会的弃儿，至少我们大家能够共同成为弃儿。我不断找机会施展我的才华，尤其是写作方面的才华，我开始借助个人奋斗为自己闯出一些名气，而从不奢望依靠同伴的赏识赞许，而且长年累月的写作的积累已经赋予我一种对人的本性思考的准确的穿透力。
那些女孩对我的所作所为应该说是非常恶劣的，但更加恶劣的是，我把她们对我的敌意与歧视，深深地植根于心灵，并且背负如此沉重的精神负担走过我的整个青春期。
只有当我的愤怒找到一个创造性的宣泄口时，我才开始认识到：从长远来看，那些给我人生带来如此震撼的女孩，实际上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她们看起来不再像是敌人，而只是个别11岁的孩子在那个该诅咒的年龄段受一些势利思想的支配，不经意间的冲撞冒犯。我能够透过她们窥视到我自己，我也能通过我的遭遇认清她们。从而促使我的性格转向内向，转向从事文学写作，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她们鼎力相助，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