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梵成长历程
周梵的经历
1925年，作为省立三中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的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负责编辑学联机关刊物《陕西学生》。
同年冬，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他是西安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曾任共青团西安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执委会和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成立，张任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宣传委员。3月13日，张出席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的共青团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陕甘区出席团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5月去武汉出席共青团四大。会后返陕，带回了团中央关于撤销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在团陕甘区执委会的基础上建立共青团陕西省委、张金刃任团省委书记的决定。他还曾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长。
时值冯玉祥部在陕西“清党”，无法召开团的全省代表大会，张遂与原党、团陕甘区执委会领导人研究，由11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共青团陕西省委。
1927年7月7日团省委正式成立，张任书记。10月初，团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将团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正式选出7名委员、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张仍任书记。11月底，团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团中央指示，增补了4名委员。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共青团在陕西各地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到1928年4月，全省已有26个县建立了团组织，团员人数由1927年7月的1924名，增加到3678名。这期间，张还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在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参与了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暴动》等文件的制订，并参预策划了西北地区著名的清涧、渭华、旬邑等起义。
1928年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根据上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召集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选举潘自力、张慕陶、王松年为陕西出席中共六大代表。同月，三人到上海后，始知六大延期。
潘、王在向中央汇报完陕西工作，携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回陕，张留共青团中央工作。
这前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讨论召集六大问题，直到同年4月上旬，才正式发出6月在苏俄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告。“由于环境恶劣，时间仓促，代表不能由各地集中开会选举产生，多数由中共中央指定”（《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上第6页），张金刃成了陕西出席中共六大的唯一代表。
192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派张到天津，担负接待和转送六大代表的有关事务。任务完成后，张亦抵达莫斯科，出席了6月18日至7月11日举行的中共六大，并为大会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7月12日，他在莫斯科又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1月回国抵上海，中共中央派他为巡视员，到江西帮助并指导中共江西省委开好全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
1928年12月5日，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开幕，张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会后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作了巡视工作汇报。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参加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张于12月底到天津，任省委常委。
1929年1月，中共顺直省委讨论工作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张任组织部部长。
1929年6月初，曾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和省委常委李德贵，因经济问题受批评对组织不满而投敌叛变，造成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叶玉文和郭宗鉴、彭真等2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省委遭到严重破坏。这时，张金刃等自动组建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张任代理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工作。
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张正式担任省委书记，并与李子芬、吴雨铭组成省委常委会。
6月下旬，张赴上海参加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向中央汇报了顺直省的情况，中央决定改选顺直省委。
8月底到9月初，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一致接受全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由9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省委，张任省委书记。在此期间，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了北方“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示威、罢工和宣传等工作，工农群众运动高潮迭起，中共组织不断壮大。
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贺昌到顺直省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贺昌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张改任宣传负责人。同月，李子芬、张金刃相继被中共中央调离北方，张被调到党中央负责长江局团的工作。立三路线时期，他被调任武汉中共长江局军委部总兵委书记。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在反对王明和四中全会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张“接受罗章龙第二党的委派，去到顺直进行第二党的活动”（1931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张金刃的决议》，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第87页）。
张到天津后，促成了以曹策为首的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分裂活动与罗章龙分裂活动的合流，并出任紧急会议筹备处书记。曾致函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表示愿意接受其领导；还派出多人分赴各地进行反四中全会、组织“第二省委”的鼓动。
中共中央根据河北省的形势，作出《中央对河北党的问题决议》，要求组织临时省委，“取消现有的筹备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97页）。
1931年2月6日，新成立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开会议决：解散分裂党的筹备处组织，并号召河北全党“反对张金刃、韩连会等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的行动”。然而张等没有执行中共中央和临时省委的决议，并宣布立即筹备河北省紧急会议，加快非法成立“第二省委”的步伐。
为强迫他们停止反党分裂活动，1931年2月18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作出了《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会、曹策、叶善之等党籍的决定》。张等仍不以为然经常秘密集会。
4月8日，筹备处成员在李延锐家又一次秘密集会时，国民党反动军警闯入李家，“被捕11人，张金刃、李延锐、吴化梓三对夫妇在内”（中共河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省委破坏经过及目前各地情形》，转引自刘道华编：《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顺直省委与河北省委纪事》第95页，天津市委党校印行）。
张被捕后先关押在天津，后转押至北平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分院。
1932年11月底，被释放出狱，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候补期一年，留河北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派他到平绥路蔚县开辟工作（刘道华编：《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顺直省委与河北省委纪事》第157、182页）。
1933年1月，为帮助冯玉祥在察哈尔省建立和发展民众抗日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北方特科与中共河北省委商定建立中共张家口特委，张被中共北方特科派往张家口（今属河北），改名张慕陶，担任特委书记。
1933年5月26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6月15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举行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张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选举产生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张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是抗日同盟军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共产党领导人。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先后收复康保（今属河北）、宝昌（今属内蒙古太仆寺旗）、沽源（今属河北）和察东重镇多伦（今属内蒙古），受到全国各抗日团体、爱国人士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热烈赞扬。然而，蒋介石却以“破坏国策”的罪名，令何应钦纠集十数万兵马准备进攻察哈尔，并派特务策动抗日同盟军军官叛变。
此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中共河北省委及其前线工作委员会，对冯玉祥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以建立红军、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实行土地革命为目标，把冯“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引自王光远：《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21页），在张家口等地组织工人、士兵、学生公开反对冯玉祥；还指责支持抗日同盟军的中共张家口特委是“最有害、最可怕的机会主义者”（《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第223页），采取组织措施，以前线工委取代了张家口特委。
冯玉祥面对日、伪、蒋的环形进攻，包刚、古松年等少数将领叛变的内外压力，加上中共态度的改变，被迫于8月初宣布下野，14日离开张家口隐退泰山。16日，抗日同盟军抵达张北（今属河北），方振武通电代理总司令，与吉鸿昌等继续坚持抗日同盟军旗帜。
1933年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委在张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张慕陶是前委军委的常委之一。
27日，前委在随吉鸿昌部向商都开拔前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张的“联日反蒋”主张，撤销了他的军委常委职务。
1933年9月1日，吉部开抵商都受阻，前委开会讨论部队去向时意见分歧。
5日，张慕陶与张公干奉派到不同意前委关于先东进再南下，到直中或直南“创建苏区”意见的第二师做说服工作，没有结果。
1933年9月12日，前委在独石口（今属河北赤城）以师为单位召开中共党员大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开除张慕陶和二师党员领导干部等五人的党籍。
会前，许权中等不同意在这种复杂、混乱的形势下召开党员大会，认为这样做会暴露全军党员的身份；刘少文、张公干等不同意开除张慕陶的党籍，主张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应只强调组织制裁。这些意见均遭前委书记柯庆施的拒绝，不经会议讨论，终将张和王霖等五人的党籍开除（参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顺直省委与河北省委纪事》，金铃遗稿：《宣侠父烈士传略》）。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张潜回天津，后又在鲁、沪、粤、桂、港等地奔波，鼓动抗日反蒋，曾遭国民党通缉。
1934年秋张到山西，被阎锡祺介绍给阎锡山，充任阎的高级参议，此时改名马云程，人称马参议。
1935年，在山西建立“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1936年2月，红军由陕北渡河东征时，张以陪妻子治病为名离开太原，避居北平。
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应杨虎城的邀请于1936年12月20日左右由太原到达西安，(1983年访问周梵伯谈话记录)先后住在宋文梅、李维城等处，多次与杨虎城、孙蔚如、王菊人、赵寿山、李兴中、许权中、宋文梅、赵彦卿、周梵伯等人晤面交谈，高度赞扬十七路军同东北军携手团结、抓获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的果敢行动，并坚决主张绝不能放虎归山。他还与杨明轩、杜斌丞、张秉仁、任溪樵等西安各界友好频繁往来，积极支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下级官兵要求杀掉蒋介石的主张。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以后，利用东北军、西北军中少壮派急于营救张学良回西安的心理，鼓动和中央军打仗，“打一下再和”。特别是他对杨虎城的一度谈话，使杨深为赞许。张说：“蒋介石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饶谁也不能饶你的。你想想，这样‘和’下去，将怎么得了。现在的事情很明显，很简单，‘和’就是牺牲你。”(1984年12月访问赵和民谈话记录)使本来已经紧张的“战”“和”分歧更加紧张，给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制造了障碍。
但张只能代表一个方面的看法和主张，作些舆论上的宣传和鼓动而已。杨虎城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主要将领，最终还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因此，长期以来，我们许多刊物和论著，过分地渲染张在西安事变中所谓的破坏活动和能量，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应该指出，正确的决策是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斗争中，经过比较和鉴别而产生的。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少壮派军官孙铭九、应德田等策动的枪杀王以哲将军等人的“二·二事件”。事件发生后，有关报刊毫无根据地指责张慕陶唆使孙铭九等人杀害了王以哲，插手了“二·二事件”。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应德田所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写道：“有人认为，二·二事件是受了托派分子的影响搞的。坦率地说，张慕陶、徐维烈、张子奇之类，在西安事变时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谈不上见过、接触过。至于托派一词，我更不知道。”“应该看到，二·二事件的爆发，时间很短暂，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和周密细致的计划，它是在群情激愤下激发而成的。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了托派或十七路军的影响，我看是不大可能的。”“我和孙铭九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回到太原，继续鼓吹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公开宣扬“国共合作是阶级投降”等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