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提到日本，仍然会有较深的偏见，二战中，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苦痛不仅是空前的，相信也是绝后的。
日本，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一手造就了一场世界大战，另一手造就了二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战时的日本为什么要扮演令人发指的侵略者？日本的野心到底多大，真的想吞掉美国吗？成为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又是怎样复兴崛起的？二战后经济衰退、政局混乱的日本是否还秉持着大国情怀？《菊与刀》这本书是我看过的最难读下去的一本书，文字枯燥，语言生硬，但当我真的读完了，又感觉受益良多，上述问题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时至今日，本尼迪克特被公认为历史上最懂日本人的作者，这本书被公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第一书。
一位严谨的评论家论及日本人以外的其他族裔，他不会说他们空前的礼貌，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蛮横、骄傲自大。”当他说到他们在行为上无比刻板时，他不会补充：“但是他们很容易接受激烈的革新。”当他认为他们温驯时，他不会过多的解释他们并不容易接受上级的控制；他不会既说他们高贵宽厚，又声明他们粗鲁、睚眦必报；也不会既说他们勇敢异常，又细述他们的怯懦、不坚定；也不会既说他们不介意别人的意见、自行其是，有说他们极具是非心；也不会既说他们的军队中有着机器人般铁的纪律，又描述军队中的士兵是如何不服从管教；也不会既说他们热心于西方学识，又强调他们的极端保守；他不会写一本书讲述该民族是如何爱美，如何给予演员、艺术家以及培育菊花的艺术以崇高评价，又写一本书来说明这个民族是如何醉心于刀剑文化和武士的至高荣誉。
然而这些矛盾在日本人身上都是千真万确的。日本人既好斗又温和；尚武又非常爱美；粗暴又非常有礼貌；刻板又非常懂得变通；温顺又非常叛逆；高贵又非常粗俗；勇敢又非常怯懦；保守又非常热心于新事物；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过失一无所知时，他们心里会充满罪恶感；他们的士兵受到了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日本人在战争中的信条是“精神胜于物质”。英雄飞行员中弹后用“精神力量”完成汇报工作、训练用精神抵御困倦和饥饿等广播宣传深得日本人心，但这在战争中的美国人看来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日本人在传回本国的战争中的影像从来不是胜利凯旋的欢呼场面，而是诸如在泥泞中行军、军队死伤惨重的场面，这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反对战争的宣传视频，在日本人看来却是战争在意料之中，事态在顺利发展，军民必须齐心作战。
天皇是日本军民崇拜的对象，在他们看来无天皇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日本人在战争中的牺牲精神是“遵圣意”，反对战争的日本人会批评军队最高司令，但他们不会批判天皇。日本人的军医在军队中总是优先救治美国俘虏而不是本国士兵，本国士兵重伤时会被军医射杀或自杀，但美国战俘却有着医生治疗。日本人在战争中实行不投降政策，他们视投降为巨大耻辱，但他们一旦不得不被俘获，他们就会做一名模范战俘，忠诚于敌对势力。他们的行为准则是：选择了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一旦失败，便会自然地改弦易辙。
日本人讲求各得其所，他们信赖等级制和秩序。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心建立在对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业已形成的整套观念的基础上。中日两国都崇尚孝道，但中国人的“孝”建立在宗族组织之上，这就要求中国人人有姓氏。可直到十九世纪，日本只有贵族家庭和武士才被允许使用姓氏，上流社会才有族谱。在过去，日本人并不是效忠于宗族集团而是封建领主，一个人与他的藩联系在一起。“各得其所”不仅意味着辈分的差异，还意味着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每个日本人都在家庭中学习等级制习惯，并把他们所学的运用到政治和经济等更广阔的领域。纵观日本的整个国家的历史，日本是一个特权阶级盛行的社会，尊重阶级特权始终是日本生活的基本准则。
宣告近代日本到来的号角声是“尊王攘夷”。明治维新使日本在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变革并不打算削弱等级制度，只是简化了等级制度，天皇被推上权力之巅。“各得其所”仍然奏效，只不过市、町、村的地方行政权力也得到了承认。日本虽然学习了欧洲的君主立宪，却没有进行观念上的革新，他们认为等级制和秩序仍然是传统社会留下的精华。所以，在社会的表面运转上日本西化了，可深层次下的传统运转机制仍在延续。
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历史和社会的负债者。日本人强调“恩”，包括对祖先和同时代的人的“恩”。首先，日本人都蒙受“皇恩”，即欠天皇之债。日本人认为，神风队员每次自杀式攻击都是在回报皇恩，为守卫太平洋岛屿而战死也是在回报浩荡的“皇恩”。日本人也承认父母、老师和主人的恩，他们必须在未来报恩以还债。也就是说，日本人接受他人的援助必须附有条件，才能接受这种帮助，并在之后合适的时机“报恩”。报恩伦理观在日本社会顺利推行，使得日本人毫无怨言地履行各种义务。“受恩”不是美德，“报恩”才是。日本人把“报恩”分成不同的范畴，有义务和情义之分，他们都是无条件承受的。在日本，行孝可能意味着要忍受很多，儿女忍受父母的一切，儿媳忍受婆婆的一切。同时还要对天皇“尽忠”，当天皇下令开战，日本军民奋不顾身；当天皇宣布投降，举国服从，甚至礼貌欢迎来占领日本的美国军队。
“情理”对日本人来说是最难承受的。履行义务理所应当，但报答“情理”则充满着不快。岳父和公公是情理上的父亲，岳母和婆婆是情理上的母亲，抚养儿女是义务，而照顾侄子侄女则是情理。“情理”的定义中有“不愿意”的意思，但是人们为了避免可怕的谴责：“你是一个不懂情理的人”，而不惜一切代价报答情理。情理还类似于借钱，隔得时间越久，之后报答情理的程度就要像涨利息一样增加。
当日本人蒙羞受辱，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洗刷污名。这在日本是一种美德，一个正派的人对侮辱的感受同对恩情的感受同样强烈，都要认真回报。这种受侮辱和诽谤属于“对名分的情理”范畴，追求“平衡”的复仇和沉着节制便是一种美德，女人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勇于面对苦痛和危险，这些都是使自己名誉不受玷污的美德。过去，日本人洗刷污名会向他人复仇，今天，日本人更多的是折磨自己。日本人从小到大都尽量避免竞争以减少受辱的情况的发生，还有许多礼节规避名分受辱，他们坚信只要各个阶级的人按规定行事，王子和农民可以得到同等的尊严。因为避免竞争，所以出国的日本人很难适应国外的竞争社会，他们会茫然不知所措，在众人面前格外紧张。“对名分的情理”受损而折磨自己的极端行为就是自杀，他们觉得自杀可以成为保全名誉的最后手段。
像日本这种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似乎坚决认为身体的欲望是人内心的罪恶，这也是古典佛教恪守的教义，但日本的道德准则却对感官享乐那样宽容，这就更加令人惊异。他们把肉体享乐当作美术一样培养，在他们充分享受之后，他们又会为了义务牺牲享乐。日本人最喜欢的身体上的小快乐是洗热水澡，无论贫富，每天傍晚人们都会在洗净身体之后浸泡于滚烫的热水中，抱膝而坐，享受一种消极放任的艺术情趣，年龄越大，情味越浓。他们也重视强身，极端的方法就是冲凉水，这种方法被称为“寒稽骨”或“水垢离”，暴露自己于严寒之中，也是为了强身。睡觉是日本人另一种嗜好，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能安然入睡。士兵连续行军三天而只有十分钟休息时间，日本军官解释道，士兵们已经知道如何睡觉，需要训练的是如何不睡。与此类似，吃饭也要训练，训练如何挨饿。日本男子结婚后可以公开地出入妓院和与艺伎相处，妓院是廉价的性享乐场所，而艺伎则是经过训练的美女，她们一般卖艺不卖身。日本美女秀美中透着一股英气，光彩照人，丽若春梅绽雪，神如秋蕙披霜，两颊融融，霞映澄塘，双目晶晶，月射寒江。这种享乐是光明正大的，妻子甚至会恭送丈夫去艺伎之处享受感官快乐。
日本人不像我们这样，认为世界是善良与邪恶斗争之地，用他们的话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以及“人的感官世界”等许多世界构成的。日本人不通过整体评判一个人，而是说他“不懂孝道”或“不通情理”，他们会明确指出一个人的不足之处。日本人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闪着光辉，只不过灵魂如同一把刀，要勤于磨砺才会不失光泽，使自己的品行臻于至善。《四十七士》是日本广为流传的如何冲破道德的困境的经典故事，这里不再赘述。如果用一种品德代表日本道德准则的高度，日本人会选择“诚”，其基本含义是，热情地遵循日本道德准则和“日本精神”所指引的道路。无论“诚”在特定的环境下有多么特别的含义，均可理解为它是对公认的“日本精神”的某个侧面的颂扬，或者是对日本道德准则所示指标的颂扬。在任何语言中，人们常用来表达失去或获得自尊的语境，很能说明的他们的人生观。在日本，“自重”是指“自我尊重”，当一个人说“你要自重”时，它的意思是说：“你必须精明地估计自身处境的所有因素，不做招致别人谴责或减少成功机会的事”，这常常是与我们所谓的“尊重自己”相反的意思。
日本关于自我修养的概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则是培养比能力更多的东西，我们把第二类称之为“圆熟”。修养是一种压抑，个体会为这种对其愿望的压抑感到愤恨。在我们看来这将会是一种自我牺牲，可日本人从来不认为存在自我牺牲，因为就像我上面讲到的，日本本身有着“互惠”的约束力，存于其等级秩序之中，自我牺牲在他们看来是得到回报的必经之路。获得驾驭生活的能力之后的修养是在追求“圆熟”，“圆熟”者全然意识不到“我正在做”，如同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游刃有余。这种境界即“一点”，英语中的“One-pointed”，行动完全与行为者脑海中浮现的景象一致。
日本人之所以性格和思维独特，直接原因就是他们儿时的教育方式。日本儿童到达一定岁数要强制断奶，他们在母亲或者哥哥姐姐的背上长大。儿童常会受到父母的逗弄，当他们意识到这是开玩笑时，这种怕被人嘲笑的意识已挥之不去，成年人受人嘲笑时的感觉仍有童年时期的阴影。儿童时期和老年时期是日本人最自由的时期，这和我们小时受父母管制，老了受儿女约束，中年自己拥有最大的自由恰恰相反，日本男女儿童可以一起玩耍，大了之后则被分开，他们接受各种为了将来适应社会而设置的训练，坐姿、睡姿、言行等等。这些训练与之后在社会上的义务与情理同为一套体系，相辅相成。
自投降以来，日本经济在战后迅猛发展，一度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纵然近来被我国超越，我们依然不能否定日本人的厉害之处。一个像日本那样在偷袭珍珠港前约十年时间里，把国民收入的一半用于军备和维系军队的国家，一旦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取自农民的租税，是完全可以为健全的经济建立基础的。在战后的德国和意大利，都有盟国军政府来管理，唯独在日本，美国保留天皇，并利用日本政府和官员来代为管理，而且卓有成效，正是因为日本的这种独特文化和国民性格。日本将军国主义视为已经熄灭的光，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有这种军国主义趋势，日本很有可能蠢蠢欲动，想要死灰复燃。但灾难性的教训曾告诫日本人战争不是发展的可行之路，我们监视日本以防军国主义复辟，日本也试图证明他们将用和平的方式重回大国地位以保持荣誉。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更多的是那些为了维护自尊的人喊出的最后口号，我们终究会为代表正义的失败者惋惜，为代表正义的征服者喝彩！
李伟峰
2018年2月28日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