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资料简介
杜牧（803年－约852年）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
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大杜“。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扩展资料：
一，杜牧的个人作品：
杜牧有《樊川文集》二十卷，是其甥裴延翰所编，宋以后人又辑有《樊川外集》、《樊川别集》等等。四部丛刊本《樊川文集》二十卷、别集一卷、外集一卷，乃据翻宋雕本影印。又有清杨寿昌的景苏园影宋本，是杨守敬令书手从日本枫山官库藏本影摹的本子。此二本均可谓善本。
通行本则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樊川文集》。这部校点本是以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为底本，并同景苏园影宋本对校，以《唐文粹》、《文苑英华》为参校，还参考了其他有关资料而成，本文以此为底本，所引用的杜牧诗文皆此本。
杜牧诗，由裴延翰所编的《樊川文集》前四卷是可信的，但裴延翰手编《樊川文集》收得不全，因此到宋代就产生了《樊川外集》、《樊川别集》等补遗之作。清人冯集梧注《樊川诗集》，除这两个集子附录外，又增编了《樊川诗补遗》。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时，又据《全唐诗》增加了《樊川集遗收诗补录》，因此现存题为杜牧诗者共有486题524首。
二，杜牧的主要成就：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身趁名家，喜老庄道学。杜牧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杜牧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杜牧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
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杜牧的背景资料
京兆杜氏是魏、晋以来数百年的高门世族，在唐代尤其煊赫。唐朝人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他们一直是统治阶级的最上层。论到京兆杜氏这一家的世系，应当追溯到西汉御史大夫杜周。杜周本居南阳（河南南阳市），以豪族迁徙（陕西兴平县西北），子延年，又迁于杜陵（西安市南）。他的子孙，在汉、魏、晋诸朝，世代为官，如东汉的杜笃、西晋的杜预。杜笃工为文章，曾作《论都赋》；而杜预在历史上尤其有名，他作官到镇南大将军、荆洲刺史，封当阳侯。他不但通晓战术，建立事功，而且博学多能，精于刑律、历法、水利，能造河桥，又注《左传》，当时人称他为“杜武库”，言其胸中无所不有。杜牧就是杜预的十六代孙。论起这一点来，他与杜甫同是杜预的后裔，不过支派相去很远了。杜甫是杜预的儿子杜耽之后，而杜牧这一支则出于杜预的少子杜尹。杜尹当西晋时为弘农太守。他的六世孙杜颙，在西魏、北周时，作雍州剌史，封安平公，死后葬在少陵。少陵是汉宣帝许皇后的坟墓，在宣帝杜陵的东南，比杜陵小，故名“少陵”，附近一带地区也叫做少陵。杜的子孙后来都埋葬在这里。杜颙的六世孙杜希望，唐玄宗时，作官到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杜希望有八个儿子，而第六子杜佑最知名，作官到宰相，就是杜牧的祖你。他有三个儿子：杜师损、杜式方、杜从郁。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部，就是杜牧的父亲。
杜牧生平善于论兵，似乎颇有他十六世祖杜预的遗风，但是杜牧诗文中不大提到杜预，不象杜甫对于他十三世祖杜预那样的景仰深至，时常流露于作品中，而杜牧受他祖父杜佑的影响相当大。
杜佑字君卿（公元七三五---八一二年）。他父亲杜希望作官时，曾因为不肯交欢宦官牛仙童而被贬黜；生平爱好文学，奖拨人才，所奖拨者如崔颢等，后来都很出名。杜佑有三个儿子、十个孙子，其中如杜悰，后来也做到宰相；至于能够将杜佑的经世致用之学承继而发扬的，则只有杜牧。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说到他们自己的家：“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五”，就是指他的祖父杜佑撰著的《通典》二百卷，可见他是很珍视这种家学的。杜牧生平留心当世之务，论政谈兵，卓有见地，他在《上李中丞书》中说自己“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颇有研究，这正是他祖父杜佑作《通典》考明历代典章制度以施诸衫的家学传统。当然，杜牧有时候也不免要夸耀“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而且勉励他侄子阿宜“仕宦至公相”。这是他思想中庸俗的地方。同时，杜牧生活豪纵，喜好声色，这也是高门世族贵公子不良的习气。
杜牧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癸未（公元八0三年），月日无考。这一年，他的祖父杜佑六十九岁，二月间，自淮南节度使来朝，三月，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此后十年后，杜佑一直高居相位。
杜牧降生之时，离开安禄山起兵之岁（公元七五五年）已经四十八年了。在这四十八年间，变帮迭出，使唐朝由所谓“太平盛世”而陷于内忧外患之中。安史之乱闹了八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才算勉强平定。当时朝廷安于苟且，就以史朝义的降将张忠志（后赐姓李，名宝臣）、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为河北诸镇的节度使。这些藩镇后来称霸一方，不服从唐朝中央政令，而河南藩镇，如淄青节度使李纳及彰义（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亦起而效尤，形成军阀割据局面。朝廷虽然用兵讨伐，而力量已弱，常是不能得胜，中途妥协，更失威信。经常的内战自然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同时，自安禄山乱起，唐朝将陇右、河西、朔方诸镇的精兵都调去平乱，所留下的兵很单弱，西北空虚，吐蕃统治者乘机东进，于是凤翔（陕西风翔）以西，邠州（治所在今陕西邠县）以北，陇右、河西之地，都渐渐被吐蕃占领。唐朝和吐蕃的关系自从太宗时文成公主嫁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之后，两族人民和睦相处，经济变化，互相交流。但是中唐以后，吐蕃统治者乘唐朝衰弱，不断东进。当时吐蕃还是处在奴隶社会阶段，所以陇右、河西的人民遂于沦于吐蕃奴隶主的奴役之下，其势力达于邠、陇（治所在今陕西陇县）诸州，距离长安不及五百里。代宗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十月，吐蕃兵一度进入长安，代宗逃到陕州（治所在今河南旧陕县）。郭子仪等率兵收复长安，吐蕃退去，十二月，代宗才回京都。此后，吐蕃统治者的军队还经常到达邠、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陇等州，长安戒严。
当时唐朝的内政方面也产生了毒瘤，就是宦官专权。肃宗、代宗时，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已经恃君之宠而干预国政，代宗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领禁兵，又开宦官干涉军权之端。德宗初年，泾原兵在长安作乱，拥立朱泚为帝，德宗逃出，宦官窦文场、霍仙随从保护。乱平之后，德宗猜忌诸将，不愿意武臣掌握重兵，于是设置护军中尉两员，分领神策禁军，即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担任。从此神策禁兵宦官掌管，他们权势更大，不但操纵朝政，甚至于可以废立君主了。
可是，就算他真有管仲、诸葛之才，也未必能把唐王朝这件千孔百疮的衣裳补好了，何况他在中进士后十年时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幕府沉沦下僚，直到四十岁才当上州官。因此，他时常又感到失望，四十四岁时在池州刺史任上，还发出“为吏非循吏，论书读底书”（《春末题池州弄水亭》）的牢骚，任州官以前，更是以落魄公子、风流文人的身份，流连于酒市妓楼。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式的放荡形骸，所谓“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书》）式的懒散颓废，与他心中时时想参政治世的雄心壮志，正好完整地表现了杜牧的心灵。
史学世家的遗风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在杜牧那里没有机会像他祖父那样施展于实 际政务或历史著述，却在他的诗中形成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一些登临咏怀之作，别人写来大抵是流连山水，描摹自然，而杜牧写来，却常常融合了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总有一种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如《润州二首》之一：句吴亭东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游。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又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 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而另外一些咏史诗中，他的感触就更为明显了：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 游原》）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前者喟叹朝代兴亡变化，岁月倏忽变幻，后者感慨执政者的荒淫糊涂和世人的居安 忘危，透过这些，我们看到他心底的悲凉。此外，还有不少咏史诗都很出色，最著名的 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讽刺天子的荒唐，“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感慨历史变化的难以把握等等，都表现着他透过历史对现实的关注。怀古伤今，是不甘沉沦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家世门风的传统和实现理想的抱负所合成的力量在杜牧诗歌中的表现。
然而，当时代的衰颓和自身的怀才不遇使他感到无可奈何时，他也常常以自我旷放来寻求解脱，希望有一种闲适的生活和恬静的心境，在《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中他说：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清。高人以饮为忙事，浮世除诗尽强名。看著白苹芽欲吐，雪舟相访胜闲行。在《九日齐山登高》中又说：“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这些诗中一面显着洒脱无羁和看破红尘似的高逸情致，一面又透出诗人内心的痛苦。尤如那黄昏落日不可挽回，世事和人生都很难勉强，还不如在一时的良辰美景中沉醉，这正是哀中生喜。在《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中，我们更能看出他的心境：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其实杜牧胸怀大志，常以韬略自负，又何尝甘于枯守淡泊？当他自称以“无能”为“有味”，说要逍遥江海的同时，却又恋恋不舍地回望唐太宗的陵墓，遥想那辉煌的贞 观盛世。不过，由于杜牧习惯从广大的历史上看待现实问题和个人遭遇，性格也比较豪爽开朗，他的诗中虽然有颓唐的成份，却并不显得局促阴暗，相反，无论感慨往事、针砭现实还是抒写怀抱、描摹自然，都能在忧郁中透出高朗爽健、意气风发、俊逸明丽的气格， 这一点有些像刘禹锡。前面举出的诗可以看出这种特点，下面再录两首写景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长安秋望》）虽然写的都是秋景，却没有这一类诗常见的衰飒暗淡，倒有些明亮和高朗。据《云溪友议》载，杜牧曾指责白居易“诗体舛杂”，在杜牧本人所写《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也曾借李戡之口说元白体诗“纤艳不逞”、“淫言媟语”；而他应命给李贺诗集写序时又暗示说，李贺诗虽然奇丽谲诡，想象力丰富，但与《楚辞》比起来，“理”不及而“辞”过之（《李贺集序》），也就是诗缺乏思想而过分注重文辞。要革除这两方面的弊病，自然应该是在内容上要“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心”（同上），而在艺术上则要“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应该力求“高绝”（《献诗启》）。的确，他的诗风既没有元白诗平易滑俗的毛病，也不像李贺那样雕琢鑱刻，以艳险奇丽取胜。由于杜牧说过“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读韩杜集》）这样的话，并写有《杜秋娘诗》及《大雨行》这样颇似杜甫、韩愈风格的诗，一般认为他受杜、韩的影响较深。但是，从杜牧所擅长的七律、七绝的语言艺术上来看，他有杜甫那种讲究顿挫抑扬、开合回环的声律与布局的特点，但又不像杜甫那么沉郁浑厚，更多地有一种高朗俊逸的气质；而对于韩愈诗较为流畅轻灵的一面，杜牧确有所吸取，而对其最具有强烈特征的奇崛怪异的风格，杜牧却没怎么采纳。他的诗以七绝最为人称道，其次是七律。
总体上说，是以明丽的意象和俊逸的气骨，加上他特有的历史感所形成的诗的深远开阔的视野，构成了其诗歌的特殊境界。杜牧与许浑是朋友，杜牧集中又混入了很多许浑的诗，从这点看许浑的诗风似乎和杜牧相似，后世也常有这种看法。其实，他们的诗风还是有显著差别。律七绝，和格律圆熟、布局谨严、用字精工、诗意警拔等特点上，他的诗确有些像杜牧，如下面两首，是为人熟悉的名作：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合兵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金陵怀古》）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咸阳城东楼》）
但从总体上说，许浑缺乏杜牧那种对现实的自觉关注，也没有杜牧那种刚健高朗的性格，追寻旷逸闲适、逃避社会的思想在他诗中显得更特出。所以，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合，陵园无主野棠开”（《凌歊台》）之类，但他并不像杜牧，在叹息的同时还事有批判意味，而是情绪更偏于消沉，一味哀叹岁华变迁，给人以灰暗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他更大量地写的是消极恬退的闲适诗。从艺术角度来看，正因为他反复咏叹个人境遇和描写闲适的生活，诗的内容很单调，虽然技巧娴熟，意境却容易重复。像“扣舷滩鸟没，移棹草虫鸣”（《送同年崔先辈》），“鱼沉秋水静，鸟宿暮山空”（《忆长洲》），这种以鸟禽虫鱼来点缀的句子单独地看还不错，写多了就成了俗套，后人所谓“许浑千首湿”（《苕溪渔隐丛话》引
《桐江诗话》）的说法，就是对他总是重复地用“水”、“雨”之类景物构成诗境的讽刺。
另外，张祜也是一位与杜牧相友善、诗风也与之相近的诗人。他的一首《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以短短二十字，写出宫中女子积郁难遣的深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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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豪放派诗人。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苏轼按排行位居第二，故曰“仲”，至于取字“和仲”，则是苏洵希望儿子性格和缓（苏轼性格比较急躁），后来父亲另给他取字子瞻，则与他的名“轼”更相关，且希望儿子高瞻远瞩。“轼”指车厢前的扶手，取这个名字说明父亲希望他能出类拔萃，却不能过于突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曾在立新法中反对过王安石，被贬到黄州。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清人敬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三词客”指的就是苏氏父子。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曾因一封信入狱，但他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开创"尚意"书风，，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作《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在绘画方面擅画枯木竹石，反对程式束缚，重视神似，提倡“士人画”。为其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代表作品有《水调歌头·中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赤壁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江城子·密州出猎》、《饮湖上初晴后雨》、《浣溪沙》、《临江仙》、《题西林壁》、《记承天寺夜游》等。
苏轼生平
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
清代余集绘《苏文忠公笠屐图》
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接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十九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其母在家乡病故，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一派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旧党与新党不过换汤不换药，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北宋大文豪家苏东坡先生曾11次来常州。后南宋有人为纪念在常州终老的苏东坡，建舣舟亭以示怀念。舣舟亭位于常州东坡公园南山顶，亭不大但造型精美，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4次赐诗，亲笔题“玉局风流”匾额。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河南省平顶山市境内），其子将之与苏轼葬于一处，称“二苏坟[1]”
杜牧的影响
李商隐
（约公元813—约公元858年），唐朝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和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因受牛李党争影响，被人排挤，潦倒终身。其诗揭露和批判当时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糜烂，《行次西郊一百韵》、《有感二首》、《重有感》等皆著名。所作咏史诗多托古以斥时政，《贾生》、《隋宫》、《富平少侯》等较突出。无题诗也有所寄寓，至其实义，诸家所释不一。擅长律绝，富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然有用典太多，意旨隐晦之病。也工四六文。
杜牧
（公元803－853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文宗大和二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黄州、 池州、睦州等地刺史，以及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职。杜牧有政治理想，但由于秉性刚直，屡受排挤，一生仕途不得志，因而晚年纵情声色，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杜牧的诗、赋、古文都负盛名，而以诗的成就最大，与李商隐齐名，世称“小李杜”。其诗风格俊爽清丽，独树一帜。尤其长于七言律诗和绝句。
杜牧最有名的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